退休多年，我已很少出门。与支部的往来，大多通过那小小的手机屏幕。今年九十三了，原以为日子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，没想到支部的同志们还惦记着我。这次支部开展党员民主评议，大家给我评了优秀党员。

说实话，这比什么都让人心里热乎。

接到支部通知，说要写写与支部有关的故事。我想了想，这一辈子走来，正是组织一次次把我拉回队伍里。写下来吧，给组织，也给自己。

（一）

1945年，祖父过世，父亲申请调回松江老家。我进了松江一中，读完初中，又读到了高一。

1948年，我生了一场大病，休学在家。那段日子，躺在床上看报纸，亲眼看着物价一天涨几回，国民党发的票子，早上能买一斤米，晚上只能买一盒火柴。社会上乱得很，我心里也渐渐明白——这个政权，烂到根了。

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，我考进了上海中学。次年，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。

1950年，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，志愿军跨过鸭绿江。年底，我报了名参了军。次年1月10日，我正式入伍，到南京三野通讯干部学校。本想学发报，不料得了疟疾，耽误了进度，后来当了文化教员，在部队开始了扫盲工作。

1953年夏天，我调到泰州，在江苏军区转业干部速成中学当教员。就在那里，我第一次递上了入党申请书。

那年我二十出头，觉得革命路上，就该有个组织领着走。 

（二）

后来从速中转业，我以排级干部的待遇，到了淮阴王营初中，教物理和数学。

没过多久，国家号召调干生考大学，我考上了天津大学精密仪器系。

我的入党材料也从部队转到了天大档案里。系里很重视，有从工厂来的党员同志常找我谈心，让我参加党课学习。1956年，系里让我当班长。那会儿中央号召帮助党整风，毛主席提出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，我在班里积极动员大家提意见。

那年夏天，我还去青岛玩了一趟，心情轻松得很。

可1957年，风向突然变了。《人民日报》那篇《这是为什么》一出来，我心里咯噔一下——在部队待过，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我赶紧向党总支写了检讨，辞了班长，只求不受处分。

结论下来了：立场不稳，暂停入党考虑。

这一停，停了三十五年。 

（三）

1988年上半年，系统工程研究所党支部找我谈话。他们看了我的材料，问我还想不想入党。

想。怎么不想？

我重新写了入党申请书。范炳全、周佩琛两位同志做我的入党介绍人。1989年，我按期转正。

从1953年第一次递交申请，到真正站在党旗下宣誓，整整三十五年。

那年我五十六岁。

1995年，我退休了。系统工程研究所体制改革，我被返聘到同济大学商学院。后来生了病，肺癌，开刀，休养，慢慢就淡出了。

我都记不清什么时候转到了退休机关二支部。只记得遇到支部书记傅瑾那年，她跟我说，改革开放四十年了，您是老同志，写点什么吧。就这一句话，把我那点写作的热情又勾起来了。

傅书记是我退休后遇到的第一个领路人。后来接替她的邱喜生书记也是。他跟我说，退休了，党员的身份没退；能参加的组织活动要参加，能发挥的作用要发挥。2021年建党百年，在邱书记推荐下，我评上了离退休党委的优秀党员。

我常常想，革命路上，要是没有这些领路人，我可能早就掉队了。 

（四）

我今年九十三了，严重的白内障已无法手术治疗，已办理了眼力残疾证明，平日走路要需要拐仗的帮助。可我始终记着，入党誓词里的那句话——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”。

终身，就是到生命的终点。

有时候在小区里走走，邻居们知道我入党早，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。我知道他们心里有杆秤，秤砣就是“共产党员”这四个字。

我怀念五十年代在部队的日子，那时候同志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，以及真心诚意的互相帮助，那种风气，干净、透明，像冬天晒进来的太阳。

写到这里，我想起入党宣誓那天，站在党旗前，跟着领读人逐句念誓词，这些誓言包含了我的入党初心。

三十多年前的那些誓言，如今还在心里。

革命路上，我走过弯路，有过停顿，可终究没有掉队。这要感谢组织，感谢那些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拉我一把的人。

（作者：管理学院退休党支部 赵祺民）